4月28日👏🏼，紅色收藏家劉德保先生做客馬丹丹老師的文化人類學教室，給同學們開設了“偉大的時代——文革記憶與紅色收藏”的講座🥾。劉德保講述了自己的收藏經歷：原是上海普通工人👩🏻🚀，從收藏舊報紙開始，不自覺地收藏文革時期的文化，而今已是名副其實的紅色收藏家了：報紙50萬份，電影拷貝3600多部🪂，海報宣傳畫1萬多份𓀏。他在曹楊路租賃了一個倉庫，定期給知青們放映電影🪤，目前和曲陽圖書館合作，開辟“紅色記憶”的公共領域，學者與中老青觀眾一同欣賞“過去的影像”、討論“過去的聲音”。這次邀請劉先生進入高校課堂開設講座🪄，目的也是為了和年輕的大學生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以文革為媒介，嫁接起解釋過去👏、認識當下的橋梁🍀，正如主講人所說：“可怕的不是否定歷史，而是面對歷史”☝🏼。與文化人類學課程相呼應的是：1.達爾文認為良心（實質是自我的反思）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道德意識。2.文化不再是以演化、改良的漸進方式走向文明的成熟，而是在60年代發生了激烈的變革🍈，以文化的革命的方式實踐社會的使命👩🏽🚀。
劉德保作為親歷者，講述了他作為學生代表在首都北京兩次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情景，並帶來了珍貴的舊報紙與同學們分享1960年代國慶節的節日氣氛，具有口述史和文革史料價值🛌🏻。發表了對大民主的看法，重申了不破不立的辯證法🤳，認真學習，善於學習🔌，以辯證法指導自己的人生👕🤸🏿♂️。勉勵青年獨立思考，自主自強，做未來的主人🧑🏻🌾。特別是青年對未來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講座最後，同學們就當下的困惑，歷史的迷茫，價值的選擇等問題與劉德保先生進行了平等的交流和對話🧏🏼。
5月5日🦨，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東亞研究教授Christopher Connery給文化人類學課堂的同學們帶來了“60年代的文化革命與搖滾音樂”講座，繼續就60年代的文化革命進行探討，將上周劉德保先生講述的文革經驗擴展至全球化🅾️，探討60年代社會運動影響的普遍社會解放與政治民主呼聲。其中西方反文化運動僅僅以“西方經驗”的方式🤷🏽，與第三世界一道加入了反戰、反帝、民主的行列👷。這一西方經驗往往以嬉皮士🧑🏻🦽、性解放、婦女解放等方式表現。Christopher與大家分享了鮑勃·迪倫👊👩🏽🎤、披頭士等60年代搖滾歌手的音樂🏋️♂️👨🏻✈️，以搖滾音樂為題材，講解了賞析搖滾音樂的方法，闡釋搖滾嵌入的社會語境與傳達的社會意義👮🏽。同樣作為反文化運動的親歷者，Christopher諳熟搖滾音樂的演化史🥡，尤其是註重從感官和感受層面開啟音樂的直接作用，實質上又是指向解放，引起了統治者的恐懼，召喚了民眾的大聯合。他講解到藍調是一種絕望與尋找出路混合在一起的音樂形式，他也追溯了鮑勃·迪倫從鄉村音樂的緣起走向搖滾的人生歷程🤦🏽♀️🧐，披頭士的《讓我握住你的手》訴諸的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的接觸、傳遞的愛意和毫不掩飾的表白，宣告了60年代音樂即將開始的時代精神。為了更好的開啟音樂與心靈的溝通🧘，Christopher運用“通感”的概念，解釋音樂不同於繪畫🍆、舞蹈等藝術形式的綜合作用，在有意識的形式探索中，它甚至導向想象力、無意識與迷狂的精神狀態🧹，它之所以與大麻聯系起來的迷幻境界在於：自我的意識消失了，瞬間進入了一個奇妙而陌生的“真實”。西方反文化運動作為“西方經驗”經過翻譯等途徑不斷地進入中國的視野，且為人熟悉📼，然而Christopher講座不可忽視的一點貢獻是🧝🏻：以參與者的主體立場向在中國學生傳遞這一“西方經驗”，再現的同時，為他者的跨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於中美兩國增強理解和認同的可能💁🏻。值得註意的是，在走進鮑勃·迪倫的音樂世界的同時🫏，Christopher提到了鄉村音樂的靈感來自於民謠和神話、傳說等“下裏巴人”在偏僻的山村共享的口頭傳統，包含了超現實的想象，口頭傳統的民間文化滋養了“垮掉的一代”部分詩人🗃，進而影響到嬉皮士、音樂等，反文化運動從民俗汲取的靈感似乎還可以挖掘更多。在互動的環節🧑，有學生提出為什麽60年代文化革命是全球化的現象🛺？為什麽我們今天是這樣？文化相對主義與60年代社會運動的承接關系，Christopher均作了回應。也可以這樣表述：60年代提供了打通語言🥸、民族主義障礙的“共在”空間的可能😀，因此，它既是研究領域，又是時間意識往往因為意識形態差異而客觀造成的“時差”的扭轉，需要一種文化的禮物溝通全球化表面下實質的理解的渴望。
5月12日，在上海博物館任職的人類學者張經緯應邀客座文化人類學課堂💅，給同學們帶來了一場人類學思想的盛宴🙎🏻♀️：“二戰以來的人類學與西方社會思想”。如果說現代人類學在一戰前後確立🚶♀️➡️，在馬林諾夫斯基🐖、莫斯和博厄斯各自的人類學傳統👍🏽，確立了普適的進步主義和技術理性的信心🎯，以及自由🗺、民主🐵、文化相對主義等核心價值。60年代又經歷了一場普遍的西方現代性危機與文明的信心瓦解，正如前兩次講座所揭示的60年代“要愛🏌🏼♀️，不要戰爭”個體的反叛與逃避🪥，可以說二戰以來的人類學擔負了在瀕臨毀滅與崩潰邊緣的人類文明的重建與責任的感召，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命題不得不回應💪🏽：我們的文明是好的嗎🚪？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現代化思想是普適的真理嗎？納粹的極權主義為什麽能夠踐踏宣揚自由與民主的歐洲疆土乃至帶來世界性的災難？如果支持社會團結和現代性秩序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喪失了合法性，基於什麽樣的理論和思想替代呢？從而能夠為多樣性和“另一種可能”提供人類學的學科支持呢？問題和焦慮一同構成了二戰以後的人類學處境👨🏽🌾，在給出這一系列問題的基本描述之後，即按照演講人所說的“還原情境”的方法，張經緯講述了結構主義的基本思想與基礎脈絡😂，揭示了結構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的激勵關系🕵🏿。結構主義契合了二戰後西方學術氛圍的需求：重建西方的文明🦹🏻♂️，為文明提供反思的工具。在敘述結構主義的背景以及影響的過程中，張經緯抓住類似於社會戲劇的張力回應社會現實——二戰以後巨大的分水嶺出現🫨，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與非西方的“民族中心主義”的對峙🐤🙇♀️。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沖擊下👨🦽➡️，納粹德國上臺，鼓吹排猶主義、種族主義，加上日本、意大利的支持，民族中心主義成為維系歐洲文化與文明致命的威脅，民主的敵人，因此，結構主義就在價值觀“行將喪失”的特殊時期，給予最為重要的強心劑與整合人心的社會科學希望之一，且促成了二戰以後人類學從廢墟中矚目崛起，及時地凝聚了人類學面對“憂郁的熱帶”漸行漸遠的世界文明版圖，避免了人類價值的崩潰🥷🏽，同時也強化了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穩定社會的“宏大理論”。結構主義思潮之後，人類學演化為三個主要方向：新進化論、符號主義（象征人類學）和闡釋人類學♧，然而它們是怎樣產生的，演講人將其思想源頭“還原”到納粹德國的反思🫵🏼，對闡釋人類學的解釋可謂獨辟蹊徑。結構主義分化的結果無疑是解構主義。張經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加深了60年代反文化運動的背景理解🦄：進入冷戰思維🔹，個體的恐懼與社會的恐懼迭加，厭戰情緒的爆發，逃避💡🦴、搖滾👨👨👦🤽🏽♂️、性解放是最有力的個體反抗與“公社”實驗🚈。至於解構主義之後人類學的趨勢⬜️，由於時間的限製🌞，張經緯只得在個體主義和實踐人類學戛然而止，也留下了更多的欲言又止🥂。在翻譯和“理論還原”的縫隙中遊走的人類學者張經緯在“比興”的演講狀態中以“橫截面”的方式將二十世紀人類學思想史貫穿自己的問題意識、一氣呵成，這一嘗試的價值在於爭鳴大於主張💌、思想的聯系大於派系的批判，也給現代人類學與後現代人類學之間的鴻溝補上了過渡的理論氣質👓。（報道人：王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