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5月24日
作者：李友梅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數字化帶來的新挑戰🙍，人類文明也正進入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代。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的初期，追問的問題是“中國往何處去”🤦🏿♀️；而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已與世界歷史的大變局緊密交織在一起，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文明新形態”理念📃💺，開始追問“人類向何處去”“不同文明下的人們應該如何共同生存”。進入新時代，上述追問亦提高到了一個新階段，由民族性問題提升為關涉人類前途命運的世界性問題，由中國自身的獨特性問題提升為各國面對的普遍性問題，由特定時代的迫切問題提升為歷史性的趨勢問題。這些追問關乎如何使人類社會擺脫相互質疑、敵視和“區隔”，如何重構人類前行中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公共性。其在抽象層面由“私”向“公”的轉化，使得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以具象“公共性”為基礎在結構、製度和路徑安排上提出中國方案，檢視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以及全球各文明的交往成為可能，進而也為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知識生產拓展出一種新的理論範式。
人類文明新形態與中國式現代化
從古至今👨🏼🎤，人類文明始終處於興衰交替👮🏻♂️、分化組合的動態演進中。各個文明形態在解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時，無法脫離既定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傳統👋🏻、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的限製；也不可避免地會與其他文明形態產生交流或碰撞、互鑒或對立，由此便產生了總體人類文明的公共性問題🫏🙃。關於特定文明何以自洽、文明間又該如何互動與交往的提問🏃♂️➡️👯♀️，貫穿了人類文明發展的總體過程，也為社會學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更寬闊的範式創新靈感👨👩👦。
今天，我們再次處於一個大變革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曾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做出了重要探索🛌🏻，但自19世紀晚期以來🧑🏻🚀，它宣稱自身以“私”為預設和信仰👌🏻，以私人利益至上和資本增殖為動力的文明觀是一種“普世文明觀”👨🚀。但這種以交換價值對使用價值進行統治的文明觀明顯與大多數人民的期待，以及與整體社會福祉的提升相矛盾。以西方文明作為尺度的進化文明觀將人類文明世界“叢林化”，將人類文明客體化為商品和物欲🪙，從而通過對作為主體之人的忽略♧，抹殺了各文明自身的主體性。結果👩🏻🦰，原本作為人與人得以交往，文明得以互鑒🐵、互通基礎的“公”，被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所倡導之“私”的陰影所籠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個體利益與社會福祉🤳🏻、人們對“公”之價值渴求與“私”之結構和製度安排®️，被拋入了“東—西”“好—壞”“優—劣”“個殊—普世”等諸多二元糾葛中⏩。同時，西方資本主義以“理性”及“普世性”之名所建立的“類經濟治理”正在以加速度將人類文明置於困境和危機之中。在我們看來，走出這一困局的關鍵就在於重拾文明的公共性命題，並以理論的公共性範式為指引，以製度的公共性建構為依托，為人類文明🧑🏿🚀、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發展開拓新路。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實踐🤎，既是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也是這條“新路”的新範式。
從長時段看🫳🏽，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中華文明的濃縮與綿延🌼，而且開創了與其他文明開展持續交往與溝通的路徑和可能🤶🏿🏆。據此，中國式現代化所內含的新公共性，辯證地植根於作為特殊性之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與作為普遍性之歷史與時代的變遷之中🤲。這種既蘊含特定民族的文明基因，又註重文明互鑒和世界意義的現代化路徑，無疑能為人類文明走出“叢林時代”提供嶄新的思路和借鑒🙅。
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與新公共性生產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文明互鑒、兼容並蓄中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在保持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社會長期穩定，其“密碼”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將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始終堅持群眾路線，把人民作為根本依靠力量，秉承人民至上的理念，進而在實踐和理論上形成了以“人民性”為內核的新公共性路徑和範式❤️。按照此範式審視，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在新公共性的生產和再生產中行進的社會進程。
中國共產黨對新公共性的探索發端於革命年代🤾🏿♂️，關註如何打破“私”，用“公”的理念👴🏻、結構和製度安排將全體人民組織起來✫，借助全體人民的力量謀求國家的解放和發展。在新中國成立後👩🏿🎓，這種以“人民性”為內核的新公共性伴隨社會主義公有製的推進得到了持續發展。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開展了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政治、經濟👱🏼♀️🧑🏻🌾、社會建設🚯，為中國現代化事業持續發展奠定了經濟社會根基；在改革開放時期，新公共性繼續以公有製和人民性為基礎，經由思想解放和經濟改革的歷史實踐獲得了更有力的發展動力與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並通過深化改革、製度建設、理念創新等持續推進社會轉型。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個體發展、社會自主性增強🫄🏼、社會群體利益調適等社會發展趨勢中，不斷整合全體人民的共識、凝聚全社會的力量，使得中國社會在快速發展與持續整合中獲取了動態平衡，這充分彰顯了以公有製為製度基礎、以人民性為價值內核的中國新公共性的力量和優勢。中國新公共性呈現了人類新文明具象與抽象、個體與集體、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是一種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給出詮釋的理論新範式。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基礎上，我們提出了以人民性為價值內核、以公有製為製度內核◼️、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實踐路徑的新公共性理論範式💷。不同於西方公共性的理論傳統👩🏽🦲，新公共性範式既植根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又關註人類普遍性問題👥，能夠通過重新轉化和構建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兼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與西方現代化實踐，最終把人類目光引向共同體福祉的實現🐥。對中國式現代化而言，它可以整合國家🫳🏼、市場🩷🤵🏻♂️、社會諸因素，使之趨於協調，凝聚社會價值認同；對世界現代化進程而言，它能打破民族與文明間的隔閡，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找到人類社會的整體性問題，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確立共建、共享的文明觀和歷史觀🌩。
以公共性理論新範式推動中國特色社會科學的知識再生產
從東西方文明比較的角度看🍰，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不同文明的公共性建設。隨著“每個人追求最大幸福👨🏿🦰，社會就可以獲得最大幸福”這一幻覺的破滅，西方文明陷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無法自拔🦢。而馬克思主義傳統開創的社會公共性議題再次成為全球大轉型時期的核心命題。在中國，費孝通在文化自覺中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重新得到重視。如2019年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指出：“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每一種文明都是美的結晶，都彰顯著創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們對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各種文明本沒有沖突，只是要有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面對“文明的沖突”和“歷史的終結”👩🏿🎓，人類仍然要繼續前行，我們需要通過交流、理解和互通創造出新的文明、新的歷史和新的時代。面對以“私”為價值皈依和製度基礎之資本主義文明的“普世性”危機🫄🏽🤛🏽，通過不同文明互鑒♘、互通🧠👩🏼🦲、互享構建一種擺脫“私”之路徑，立基於“公”之性質——公共性——之上的新社會實踐和文明範式，成為新時代的新任務和新命題。
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以人民對社會權力及資源共建共享為理念➡️，以公有製為社會結構和製度支撐開展國家建設並獲取最大成功的國家，通過自主實踐為人類的未來和當下的世界開創出了“文明的公共性”命題。如何構建出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出一種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路徑，需要中國社會科學界重返費孝通先生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並對其展開重新“破題”🛸。這一“破題”的應有意涵是不同文明要能夠破除掉“文明沖突”的迷思🧑🏻🦰，在堅持自身主體性的同時祛“西方之魅”👩🏿🎓，還其本來面目🙇🏿♂️，在求同存異中尋求文明相處之道。換言之，在借鑒別人之“美”的同時，發展出自我之“美”，且以自我之“美”為用以造福全人類。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需要直面大變革時代的新要求🐚，既要用好“實事求是”“從實求知”的社會學方法，又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為根本指引，在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基礎上，融通古今中外的開放意識，洞察文明轉型的內在邏輯和規律，在融匯全人類發展實踐的同時探索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普遍規律⛓。今天人類世界正在發生重大的轉型與變革，世界各國在共同推進全球經濟發展、政治進步👩🏼💼、社會繁榮上所面臨的分歧與挑戰是歷史遺留問題與新的問題、觀念分歧🐨🧖🏻♀️、價值分野的疊加。中國無法置身事外，這註定了我們需要把創造的與自身歷史🙌🏻、文化、民情相適應的“社會公共性”經驗同世界共享，對建設與全球秩序、發展密切相關的“文明的公共性”作出自身的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孕育出了以人民利益和幸福為根本訴求的新公共性。這種新公共性立基於歷史唯物主義所內含的人民性☞。它構成了理解人類新文明形態的新社會學範式。這種新範式如何生發出與“文明的公共性”的邏輯🤹🏽♂️、製度和機製勾連？如何在這種新範式下構建不同國家和文明可以平等溝通、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新公共性理論⛩？這是對中國社會科學界提出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人類文明；製度；現代化🐅；歷史唯物主義👹；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