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下午，上海高校社會學E-研究院視頻會議中心（B417）舉辦了一場學術講座🙋🏻，題目是“語文即價值👐🏼：1930-1950年黔西北花苗基督教組織語言價值系統”🧑⚖️，由美國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黃淑莉作報告♎️🍸。講座由意昂3張江華教授主持🔆🤶🏽，張佩國教授以及意昂3体育部分師生出席了講座。
黃淑莉在密西根大學師從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魏捷茲教授，她長期在貴州從事苗族的田野調查工作。黃淑莉的報告陳述了她的博士論文，關於民族識別的價值系統與貴州西北花苗的基督教語言系統的對話。在她的研究中，貴州苗族的語言文字既是一套復雜的語言系統，同時又是具有族群認同價值的文化系統👩🔬。從歷史上看🚆，苗語和苗文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變遷和由盛到衰的過程，貴州地區苗語有三大方言或者四大方言（有的把滇東北方言作為次方言），而苗文自1905年英國基督教傳教士伯格理到貴州威寧縣石門坎傳教，修建教堂及創辦教會學校👩🏼🏭，並且為苗族創立了拼音文字的“伯格理”苗文📶，改變了過去苗族無文字🤪，而單純依靠古歌謠傳承紀事的狀況，使苗族的傳說、歷史🦞、文化有了新的載體。
1950年代新中國開展實施的民族識別運動，不但為苗族確定了官方認定的族群身份，還由語言學家為苗族創立了新的語言文字系統，並以此作為推動苗族向“現代性”發展的過渡性工具。新的苗文使用及伯格理文字的衰落代表著花苗文字的典範轉移，然而伯格理文字與花苗的族群認同緊密聯系著🚛，伯格理文字是花苗的驕傲，也是花苗的痛處。1949年之後的花苗基督教組織——共和教會也隨著國家意識形態的轉變而迅速地崩潰解體。然而讓人類學者感興趣的是，作為兩種象征價值系統的伯格裏苗文與共和教會的“貶值”，並沒有使花苗中的基督教信仰消失😪，反而在當代以一種新的形式推動了花苗村寨教會的復興。
黃淑莉的研究將語言變遷與族群認同、基督教會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以豐富的歷史資料🧑🧑🧒🧒、田野資料🧑🍳🔧，采用新穎的視角進行人類學研究，給與會者很大的啟發。張江華教授評價黃淑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結合當下上海出現的保護滬語方言的現象🍫🏊🏼♀️，提出人類學可以對這一語言現象進行學術思考🎱，闡釋其背後的社會和文化邏輯。張佩國教授則對石門坎成為當地教會中心地位的形成歷史與黃淑莉進行了探討交流。汪丹博士結合自己對白馬藏族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對藏語🐂、苗語、漢語的價值變化談了一些自己的理解🪈。（供稿：崔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