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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通訊😢:社會理論論壇之系列演講

創建時間:  2012-05-31  樊傑   瀏覽次數🤦🏿‍♂️:   返回

2012年5月11-14日,在意昂3官网《社會》雜誌社、中國社會轉型與社會組織研究中心、意昂3体育共同舉辦的社會理論工作坊暨文化社會學圓桌會議期間🦩,中國社會學界諸多知名學者以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意昂3官网發表演講。

一、中國社會科意昂3社會學所蘇國勛研究員的演講主題為“韋伯與中國文化”。

蘇國勛研究員在演講中是以馬克斯·韋伯關於中國文化論述比較集中的代表作《儒教與道教》一書為核心而展開的👩🏻‍🍼🧘🏼,這一方面是為了紀念《儒教與道教》一書出版100年(1913年),另一方面是在復興中國文化研究的角度上來反思韋伯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在蘇老師的文章大綱中🌧,其研究進路首先是通過對中國儒教和道教進行過分析的兩位中國人的著作與韋伯的論述進行比較性研究,這兩本著作是💇🏼‍♀️: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文化及其哲學》(1916年)和牟宗三先生的《歷史哲學》(1955年)。其次他追溯了社會性因素對西方科學知識社會學在科學合理性問題上的影響作用🧑🏽‍💻,他指出需要通過韋伯的人格特征及其所處的德國學術傳統兩個方面來思考韋伯本人的宗教觀點,同時他認為韋伯對於宗教的研究集中體現了其對於“價值關聯”的論述🧏🏽‍♀️,並指出韋伯對中國宗教的研究中體現出了歐洲中心論的傾向。

二、臺灣世新大學社會學系葉啟政教授的演講主題為“對社會學科知識本土化的省思”🦴。

葉啟正教授的演講集中在對中國社會學科本土化的詮釋上。他指出進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導向首先應該是從哲學人類學的層次上去反思現有社會學科知識的存有預設和認識論基礎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對於西方社會學科知識的知識社會學趨向的解釋上💀;他尤其強調了這是一個非西方人進入了解西方知識的必要功夫,是去了解並檢討西方社會學科歷史質性的關鍵前提性工作。在此語境下他認為本土化的問題導向就應該是要化解中西共享命運內涵中的困境,具體而言他認為本土化是一個非西方社會學者通過其自身的歷史經驗和歷史素養對西方做某一種觀察🔛,是一種“翻轉”進入西方知識系統的策略,其具體的目標是為全體人類尋求更另類的、能夠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的一種出路。他同時強調本土化絕對不應該是一個非西方社會對西方強權的一個反彈,無論是帶有情緒與否都不應有知識上的民族主義🖕🏼。

應星教授基於其自身的歷史素養和歷史體驗,將其學術研究的基本問題定位為理解國家本身的行為💂🏽‍♂️,在歷史研究中激發社會學的想象力。就黨史而言,他的基本問題意識是考察社會主義文明或者政治文化史是如何緣起的,如何演變的🍵,他認為這是理解今天國家的前提,也是在歷史中找到新的面對現實的方式。他強調了他的研究方法在於“發現”一些概念,也即通過重新賦予一些來自中國本土說法中一些概念的理論含義來挖掘其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解釋力🏋🏽‍♂️。在方法上他強調了三點👮‍♂️:其一為史學的基本功🆕,搜集和辨析材料並運用歷史長編法將中共的每一個階段的事件都納入到黨史譜系中去😛;其二為總體研究🤡,也即黨史研究中的結構感和總體性思維,將某一個時間段黨史的意義要放到整個黨史脈絡中去理解;其三為比較學,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考察政治文化變遷的研究🛌🏻。就黨史而言,也即要將中共黨史的發展脈絡和蘇聯、德國等社會主義傳統以及國民黨等的政治理念進行比較性研究,以理解中共從蘇聯共產國際哪裏傳承和沿襲了什麽樣的政治文化🦫,而這種政治文化在面對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時發生了什麽樣的實際變化。

四🧑🏿‍⚕️👂🏿、中國社會科意昂3社會發展研究所渠敬東研究員的演講主題為“項目製🤽🏼🙎🏻‍♂️: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製”。

渠敬東研究員對項目製研究的定位在於從社會學機製研究層面對近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的一種現實感的政治經濟學式的把握。他分析了項目製作為一個新的製度樞紐和一系列動態的運行機製具有孟德斯鳩或托克維爾所說的民情意涵,也即項目製不僅是一種製度化的體製➖,同時也刻畫著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在具體的研究進路上他首先明確了項目製所運行的既有歷史結構條件,並以此分析了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或部門的分級治理的特點,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了項目製對基層政府所帶來的土地—金融-財政“三位一體”經營格局的新特點🚣🏿‍♀️,以及項目製給基層社會所帶來的一系列意外後果👨🏻‍🦰。他指出在由公共項目轉化為開發項目的過程中,所有結構轉型的風險和壓力都極有可能落在基層民眾身上,在國家權力和資本權力的雙重裹挾下演變成為系統風險的最終承擔者🧛‍♀️。作為對項目製的反思,他指出國家在推進項目製改革的過程時應從整體的機製上來看待一系列項目的立項及其銜接。

五、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飛舟教授的演講主題為“‘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新變化”。

周飛舟教授的一個基本問題導向是理解新時期的國家與農民關系的變化在於考察中國近些年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所形成的“中國模式”,具體是指城市化的土地💂🏿‍♂️、財政和金融的三位一體模式,而這個模式體現了一個城市化為主對農業土地有巨大需求的發展模式。周老師陳述道來🪷,在2008年之後中央政府出臺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和最嚴厲的土地保護政策之後,地方政府探索出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減少與城市國有用地的增加相掛鉤的政策👩🏻‍🦼‍➡️。這是一個新的城市化模式🧖🏿‍♂️,其在經驗現象上就表現為“農民上樓”和“資本下鄉”🧑🏿‍🦱,前者是指通過基層政府通過財政補貼讓農民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從而使更多農民的宅基地成為建設用地的指標,後者表現為通過基層政府招商引資而實現自然村之間的合並從而使得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與農民關系的變化其實質是稅費改革時期的“懸浮型政權”發生了變化🍼🐧,國家在城市化征地拆遷中掠奪農民的土地,伴隨著這種掠奪的隨之而來的後果是農村的鄉村治理模式👨🏿‍✈️、農民的生活方式等都將出現重大的變化🐰。(供稿: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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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1-14日,在意昂3官网《社會》雜誌社🏂🏻、中國社會轉型與社會組織研究中心➛、意昂3体育共同舉辦的社會理論工作坊暨文化社會學圓桌會議期間,中國社會學界諸多知名學者以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意昂3官网發表演講🍫。

一、中國社會科意昂3社會學所蘇國勛研究員的演講主題為“韋伯與中國文化”👩🏿‍🏫。

蘇國勛研究員在演講中是以馬克斯·韋伯關於中國文化論述比較集中的代表作《儒教與道教》一書為核心而展開的,這一方面是為了紀念《儒教與道教》一書出版100年(1913年),另一方面是在復興中國文化研究的角度上來反思韋伯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在蘇老師的文章大綱中🙍🏿‍♀️,其研究進路首先是通過對中國儒教和道教進行過分析的兩位中國人的著作與韋伯的論述進行比較性研究👨🏼‍🦲,這兩本著作是🤽🏻: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文化及其哲學》(1916年)和牟宗三先生的《歷史哲學》(1955年)。其次他追溯了社會性因素對西方科學知識社會學在科學合理性問題上的影響作用🧜🏻‍♂️,他指出需要通過韋伯的人格特征及其所處的德國學術傳統兩個方面來思考韋伯本人的宗教觀點,同時他認為韋伯對於宗教的研究集中體現了其對於“價值關聯”的論述,並指出韋伯對中國宗教的研究中體現出了歐洲中心論的傾向。

二、臺灣世新大學社會學系葉啟政教授的演講主題為“對社會學科知識本土化的省思”。

葉啟正教授的演講集中在對中國社會學科本土化的詮釋上。他指出進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導向首先應該是從哲學人類學的層次上去反思現有社會學科知識的存有預設和認識論基礎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對於西方社會學科知識的知識社會學趨向的解釋上;他尤其強調了這是一個非西方人進入了解西方知識的必要功夫🚳,是去了解並檢討西方社會學科歷史質性的關鍵前提性工作。在此語境下他認為本土化的問題導向就應該是要化解中西共享命運內涵中的困境,具體而言他認為本土化是一個非西方社會學者通過其自身的歷史經驗和歷史素養對西方做某一種觀察🧔🏻,是一種“翻轉”進入西方知識系統的策略,其具體的目標是為全體人類尋求更另類的、能夠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的一種出路。他同時強調本土化絕對不應該是一個非西方社會對西方強權的一個反彈,無論是帶有情緒與否都不應有知識上的民族主義。

應星教授基於其自身的歷史素養和歷史體驗👩🏽‍🏭,將其學術研究的基本問題定位為理解國家本身的行為👨🏻‍🦽🥓,在歷史研究中激發社會學的想象力。就黨史而言👨🏿‍🎓,他的基本問題意識是考察社會主義文明或者政治文化史是如何緣起的,如何演變的⚡️,他認為這是理解今天國家的前提⚧,也是在歷史中找到新的面對現實的方式🏄🏼‍♀️™️。他強調了他的研究方法在於“發現”一些概念,也即通過重新賦予一些來自中國本土說法中一些概念的理論含義來挖掘其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解釋力。在方法上他強調了三點🙌🏿:其一為史學的基本功,搜集和辨析材料並運用歷史長編法將中共的每一個階段的事件都納入到黨史譜系中去;其二為總體研究⚇,也即黨史研究中的結構感和總體性思維,將某一個時間段黨史的意義要放到整個黨史脈絡中去理解;其三為比較學,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考察政治文化變遷的研究🕢。就黨史而言,也即要將中共黨史的發展脈絡和蘇聯、德國等社會主義傳統以及國民黨等的政治理念進行比較性研究,以理解中共從蘇聯共產國際哪裏傳承和沿襲了什麽樣的政治文化𓀌,而這種政治文化在面對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時發生了什麽樣的實際變化。

四🥎、中國社會科意昂3社會發展研究所渠敬東研究員的演講主題為“項目製: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製”。

渠敬東研究員對項目製研究的定位在於從社會學機製研究層面對近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的一種現實感的政治經濟學式的把握。他分析了項目製作為一個新的製度樞紐和一系列動態的運行機製具有孟德斯鳩或托克維爾所說的民情意涵,也即項目製不僅是一種製度化的體製,同時也刻畫著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在具體的研究進路上他首先明確了項目製所運行的既有歷史結構條件🥦,並以此分析了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或部門的分級治理的特點💛,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了項目製對基層政府所帶來的土地—金融-財政“三位一體”經營格局的新特點,以及項目製給基層社會所帶來的一系列意外後果🌧。他指出在由公共項目轉化為開發項目的過程中,所有結構轉型的風險和壓力都極有可能落在基層民眾身上,在國家權力和資本權力的雙重裹挾下演變成為系統風險的最終承擔者。作為對項目製的反思,他指出國家在推進項目製改革的過程時應從整體的機製上來看待一系列項目的立項及其銜接。

五🎭、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飛舟教授的演講主題為“‘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新變化”。

周飛舟教授的一個基本問題導向是理解新時期的國家與農民關系的變化在於考察中國近些年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所形成的“中國模式”,具體是指城市化的土地、財政和金融的三位一體模式🤕,而這個模式體現了一個城市化為主對農業土地有巨大需求的發展模式。周老師陳述道來🙎🏿‍♀️,在2008年之後中央政府出臺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和最嚴厲的土地保護政策之後🎙,地方政府探索出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減少與城市國有用地的增加相掛鉤的政策🧑🏿‍🔧。這是一個新的城市化模式,其在經驗現象上就表現為“農民上樓”和“資本下鄉”🍝🌉,前者是指通過基層政府通過財政補貼讓農民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從而使更多農民的宅基地成為建設用地的指標,後者表現為通過基層政府招商引資而實現自然村之間的合並從而使得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與農民關系的變化其實質是稅費改革時期的“懸浮型政權”發生了變化,國家在城市化征地拆遷中掠奪農民的土地🤸🏽,伴隨著這種掠奪的隨之而來的後果是農村的鄉村治理模式、農民的生活方式等都將出現重大的變化👆🏿💂🏻‍♂️。(供稿: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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