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摘自《社會科學報》2008年8月7日 第一版

在我看來，社會體製就是組織社會生活的一系列製度安排🤵‍♀️。從理論上看，社會👩‍🦽、經濟和政治具有不同的目標取向和運行邏輯🤙🏼，彼此間形成一種相對平衡的張力關系🏂🏽，製約著它們中的任何一個維度不走向極端。組織社會生活的製度安排並非單純由社會一方來決定📙，但從社會對公平正義的目標追求來看，這些製度安排首先要遵循社會自身的目標和內在邏輯🚣🏼。相對於政治的權力運作機製和市場的資源配置機製的剛性存在🏂，社會生活的主體和運行機製總是彌散的🤼‍♀️、模糊的和軟弱的，社會生活的目標往往也是不清晰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總是受到市場和政府的牽引。

從1949年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國社會總體處於一種泛政治化階段。在這一時期，政治的運作邏輯基本決定了經濟資源的分配方式和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雖然我們說這個時期的經濟體製是高度計劃的，但通過更深層次的考察可以發現，經濟的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手段👩🏿‍🍳，在本質上受到階級鬥爭標準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是嚴重缺乏自主性的👨‍🦽。從社會福利打分配到婚姻家庭等私生活方式🧑🏿‍🦳，所有的社會生活幾乎都按照階級分類的邏輯來操作👨‍🎨。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社會體製對政治邏輯的適應。“以階級鬥爭為綱”來製約經濟社會的運作💖，造成了整個國家經濟建設的舉步不前。

1978年，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果斷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把這個建設提到國家的首要議事日程。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製的實施到1992年市場經濟體製改革方向的最終確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終結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出，表明以市場為主的資源分配邏輯在社會生活的重新組織中占據重要位置，使社會體製的重建得以可能。由於社會體製的重建同市場經濟體製改革常常聯系在一起。因而出現了一種“社會市場化”的現象👨🏼‍🦳🚶🏻。以市場化的資源分配方式來組織社會生活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公共產品的配置不均🙍🏼‍♂️，這進一步加重了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社會矛盾日益積累和突出，這些矛盾和沖突反過來對政治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構成越來越明顯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2005年以來將“和諧社會”作為執政的戰略任務，並強調“和諧”的理念要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這意味著我們國家開始自覺地超越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越來越尊重社會自身的一些目標訴求和發展邏輯，並努力以此為參照重組社會生活，建設新的社會體製。

社會體製對於我國而言，既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新問題。自從現代性出現後⚽️，社會體製就作為一個問題存在，但在改革開放前，社會體製只是作為政治和經濟的附庸。直到“和諧社會提出”後，社會體製才開始引起政府和學界的關註。正因為此👨🏽‍🦰🟫，社會體製的重建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入社會運作的實際邏輯是怎樣的，這一邏輯是怎樣影響社會體製的👦🏽；社會體製與政治與體製🏐、經濟體製的相互關系是怎樣的；社會體製與社會管理體製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的👨‍👧，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中國社會體製改革三十年”學術研討會

日期：2008年6月21日至22日

地點🟢：會場——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第二會議室

與會學者：共有來自北大、人復中央黨上海大武漢大中山大吉林大南開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行政意昂3、新加坡國立大學、波士頓意昂3等40余家國內外科研單位的近80名學者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