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4月15日第726期 作者：意昂3官网李友梅
在新的全球化歷史階段🚵🏽♀️，全球城市不僅是大型組織之間協作網絡的核心節點👌🏻🧖🏻♂️，也是無數個體行動者之間協同合作的樞紐，而善於通過全球網絡調配資源、善於塑造認同力量的全球城市則會面臨更大的機遇；人們將會在前所未有的層面上🎅，提出全球城市與全球科創中心的社會風險和社會治理的新課題😐。
我們已經發現，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水平不斷提升和新信息技術的運用快速推進🚐，傳統民族國家間的競爭逐步讓位於大型跨國公司集聚的全球城市間的競爭；而隨著網絡社會成為人們運用新規則和新機製的理想場所，全球城市的社會秩序的基礎變得越來越復雜。這些歷史進程說明🧚🏿♀️，經濟、科技和政治等方面的影響力作為全球城市形成的傳統動因，正由於網絡社會的崛起而趨於分化。面對這樣的世界格局，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不能不重視全球城市未來發展的新模式和新動力。
學界研究轉向聚焦社會文化支持
全球城市是一種"合體"🤡，涉及若幹中心🪖，有影響力的全球科創中心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類中心，而這類中心必然會與世界性的一流學府和全球性的新興產業有緊密的依賴關系™️。近20年來🐆，國際學術界對全球城市的關註不再局限於經濟、科技與政治效能的評價指標，而更多地聚焦於其"社會文化土壤"的支撐作用。Saxenian（1994）在探討矽谷的科技創新優勢時，就曾指出，矽谷的成功不單純依賴技術集聚和資本效應，同時也依賴其獨特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支持🧑🏿🌾；只有當生產和技術研發植根於特定的社會結構和製度網絡時🥮，專業化才能轉變為靈感來源與創新源泉。Michael（1997）提出👩🏽💼，慣例🧎🏻♂️➡️、習俗與社會關系是全球城市區別於其他城市的核心要素🖋。Hall（1998）認為，全球城市經歷了技術—生產創新、文化—智能創新、文化—技術創新三個階段👮🏽，在後兩個階段中，社會文化條件的支持作用更為重要。但關於全球城市和全球科創中心的"社會文化土壤"的研究，迄今為止仍是高度碎片化的，其主要原因看來是缺乏一個可以用來分析此類問題緣由的理論框架4️⃣。
上海作為我國的特大城市👨🏼💼，按照國家的發展戰略🍓，20世紀90年代初啟動了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並部署了"四個中心"的建設任務。今天，正在邁向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上海🧖♀️，鑒於對全球治理結構的根本性變革的判斷💂🏿♀️，開始研究並策劃如何使自己成為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的全球城市。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提出了"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要求。很顯然，這是一項重大的國家戰略。從矽谷😇、紐約、倫敦這樣的全球科創中心的實踐來看🧓，它們不僅是創新產業的策源地和創新人才的市場，也是支持科學創新的資源整合與配置樞紐🌭，更重要的是在它們那裏科技創新意識已經內化成為社會集體的文化自覺。全球科創中心有"外源型—混合型—內生型"的不同發展階段，具有這種內化為社會集體文化自覺的科技創新意識是"內生型"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我國目前有一定業態和影響的科創中心均處於"外源型—混合型"的初期發展階段🛃，上海的經濟、貿易🧑🏽⚖️、航運和金融這四個中心的建設雖然具有了相當的國際性，並且在自貿試驗區建設的推動下有了更新的進展🤦🏼。但上海要成為未來有影響力的全球科創中心，還有許多艱巨的工作要做。比如，上海要改變研究型大學為主體的知識創新體系與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不銜接的"兩張皮"的問題👨🏿，而形成這種銜接的機製，需要兼顧競爭與協同的社會文化、跨界接觸的社會交往體系以及緊密合作的社會團結機製等；上海不僅要超於傳統模式，在科技創新、產業調整🗂🖕🏻、人才引進以及相關製度等方面為全球科創中心的起步建設提供有利條件，而且要以更新的思維方式🤦♂️🎊，為全球科創中心建設在互聯網和大數據條件下快速而有效地進入"內生型"的發展階段提供有利條件。這些艱巨工作其實都涉及全球科創中心的軟環境建設💆🏼♀️。
全球科創中心發展呈現綜合性特征
當前，學術界關於全球科創中心軟環境建設的討論提出了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全球城市以及與其相關的不同中心✢，它們的社會文化支持問題是不可以籠統地加以研究的👨🏼⚕️。現實中👜🧗🏼，全球城市的每個"中心"需要的社會文化支持是不盡相同的🦶🏼。比如，金融中心更強調基於信任的社會文化和基於開放、互惠的社會網絡支持🕺🏼🗞；政治中心更強調公民的政治和社會參與體系的支持👨❤️💋👨；消費中心則強調後現代消費與大眾流行文化的營造。對於全球科創中心而言，除了能夠吸納科技創新🤒、文化創意以及與此相關的支持產業的高端人群🧙🏿♀️，還需要鼓勵和保障創新行為的社會規範體系，開放和高效的研發資源整合機製🚣🏼♀️，以及高校與研發機構之間、研發機構與金融平臺之間🏋🏼♂️、研發者相互間的資源整合體系🥝。但這些支撐條件並非由經濟與技術體系帶來🫒，而是基於相應的社會文化土壤。比如，高端人力資源結構的形成，需要高度依賴一個"宜居"的社會環境🎳，包括便利高效的生活服務系統、完善的公共衛生服務系統、安全有序的法治社會保障等🤔。不僅如此，不同的技術創新體系所依托的社會文化土壤也會有所不同。Hall和Soskice（2001）指出，以矽谷為代表的急進型技術創新體系要求社會形成相應的自由生產體製🍊，強調自由勞動力市場🍜、通適性強的通用人才培訓體系與研發體系，企業間以自由競爭為由不受社會契約限製開展博弈👋🏿。以日本為代表的累積型技術創新體系則要求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長期或終身雇傭體製👋，強調以企業間非市場性的社會交換網絡為依托，形成企業間長期合作機製。總之，全球科創中心所需的社會文化條件具有很強的綜合性特征。從目前的情況看，上海在這兩種技術創新系統方面都未形成相應的社會文化條件。比如，行業協會、商會等非市場治理的社會主體發育不足🤚🏻🧙🏿♀️；勞資間的穩定性利益協商機製缺失；支持技術創新的合作性企業網絡還未形成。
上述分析所涉及的多半還是傳統模式下的全球科創中心所需要的社會文化條件🧑🏼🎓。當下互聯網的實際功能使人們可以想象：在新的全球化歷史階段，全球城市不僅是大型組織之間協作網絡的核心節點，也是無數個體行動者之間協同合作的樞紐，並形成"眾包"和"眾籌"等新型組織方式⛩；創意、資金、技術高度分化，基於大數據之上的多方對接平臺將成為創新體系的重要支持部分；諸如此類的變化很可能給全球城市帶來新的動力機製🧜🏼，那些僅註重總部經濟吸納效應的全球城市將會遇到新的挑戰🫘，而善於通過全球網絡調配資源、善於塑造認同力量的全球城市則會面臨更大的機遇🧚🏿♂️；人們將會在前所未有的層面上，提出全球城市與全球科創中心的社會風險和社會治理的新課題等。但可以說，在這些想象中人們還能找到傳統模式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