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與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李友梅

李友梅，意昂3社會學系教授。

 

他出生於清代末年，成長於民國時期🦸🏼，早年接受的是與中國傳統並未完全隔絕的新式教育；他青年時代負笈英倫，接受了當時最為嚴格的西方現代學術訓練；他在中國最動蕩的戰爭年代歸國，並成長為這一時期中國學界最知名的知識分子之一；他以滿腔熱情參與新中國建設💅🏼，即使在1958～1978年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劫難，也未曾與其所關註的國家的命運分隔須臾；他古稀之年不但一如既往地參與學科重建、培育人才，而且"行行重行行"持續深入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社會的新實踐之中。他人稱其為"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傑出的社會活動家"、"立足大地不懈耕耘的社會實踐者"，而他自己卻道"相較文化傳承之久遠個人的生命何其短暫，唯有將個人生命融入文化延續的長河中去"🧍🏻‍♀️。終其一生他都在探尋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的接榫之處🍨，並將知識生產與社會實踐緊緊結合在一起，這也許是今後的學者難以企及的。他就是費孝通先生👨‍🏫，2015年4月24日是先生逝世10周年紀念日。

值此之際🪥🤷🏼，我們追隨先生一生的學術之路，重新梳理先生的思想譜系。在費老一生的學術探索中🛌，其研究主題不停地發生轉換▫️，在學術關懷和問題意識上📹，似乎給人一種缺乏一貫性的感覺🪆。5年前，我們嘗試著去梳理費老窮其一生所追問的一以貫之的問題🈵，逐漸認識到費老所關註的核心問題在於：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當面對西方文明的沖擊時🍅👩‍⚖️，中國將如何在不喪失自己文化主體性的同時👨🏻‍🦯，尋找到一條保持傳統與現代間平衡的發展道路🚣🏼‍♂️。自費老2005年辭世至今⚠️，在過去的十年裏🙆‍♂️，中國的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中國正加速崛起，成為推動全球一體化的重要力量。然而，伴隨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中國的改革與創新發展已經邁進了"深水區"👉🏽。假如費老在世，面對這10年之中的社會轉型，他會如何提問🧍🏻‍♀️？費老的學術觀點還能適應當代中國的轉變嗎？我們又當如何繼承和發揚費老的思想📺🌹？上述種種疑問，5年前我們就曾提出，5年後仍需要我們給予回答。正是基於這樣的疑問，我們組織出版了這本論文集🙎🏻‍♀️。這本論文集並不是對費老一生學術工作的全面總結，而是各位學者從各自的角度來重新理解與闡釋費老的治學觀點，並從中體悟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與責任的一次嘗試。作為這本書的導言的作者，我想依據這些研究並結合個人的感悟來談談我對費老的一些理解。

一

首先🧘，很多人依據費老的人生經歷很容易將其視為中國傳統士紳的繼承人↕️，譬如楊清媚的《最後的紳士🏠：以費孝通為個案的人類學史研究》（2010）。雖然該書並沒有直接指稱費老為"最後的紳士"，但隱含的結論似乎認為費老活躍於學界👨🏿‍🔧、政界，走的是"學而優則仕"傳統中國士大夫的道路🙆🏿‍♀️🏄🏼‍♀️。

不過，在我看來，簡單地將費老當作傳統的士紳是不確切的👨‍🚀，而且考慮到費老早期的著作曾對這一社會階層有過非常嚴厲的批評，所以這一看法也未必能得到費老本人的認同。

費老對士紳的批判🚍，主要來自當時他對中國皇權的深入反思🧐💂🏼‍♂️。這種皇權思想，在面對現代社會的變化時，不思進取，故步自封，難以務實求新，無力應對時代的挑戰🍡。在費老看來👆🏽，中國皇權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暴力。這種暴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皇權的獲得與變更完全是由武力決定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其二，從傳統中國權力結構來看，君權專製下皇帝壟斷一切政治權力，所有的官員只是皇帝的仆人與工具，他們僅享有行政管理權並不真正擁有政治權力。

費老認為🤸🏻‍♂️，士紳通過三條途徑來"逾越"皇權的絕對控製：一是士紳秉承道統👨🏼‍🚒，通過成為不能主動影響政事的衛道者來限製政治權力的威力，這一過程起始於漢代董仲舒所主張的"天意"⚇🩳、"天命觀"，由此知識分子獲得了對皇權進行象征性詮釋與合法化的資格；二是士紳依靠由知識特權構建的一套倫理規範來對皇權施加影響，士紳階層運用最能代表中國皇權製度意識形態的儒家倫理來限製皇權🙎🏻‍♂️、規範社會📃🎐；三是士紳透過對地方社會的掌控將皇權限製在一定的空間範圍內。費老認為，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頂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單位，皇權最終需要通過士紳這類中介來控製基層，士紳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與抵製皇權，同時也可透過其在朝廷的親屬👩‍🎨、同學或朋友間接影響皇帝的決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士紳階層雖承擔著帝國體製下承上啟下的責任，但卻沒有求變圖強的責任。

湯艷文的文章指出，士紳雖然客觀上起到了限製皇權濫用並提供地方公共性的作用，但卻並非出自崇高的動機；相反🩰，其動力是"逃避被支配的命運，同時接近權力的泉源"。"在不受限製的君主權力之下，不僅要保護他們自己🈁⬛️，而且保護他們的親屬和整個家族，要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依靠憲法或者法律的手段，而且也靠個人的影響。這正是他們所尋求的，不是向皇帝的權威挑戰，而是去接近他🦵🏽，並為他服務，同時從這種服務中得到好處🏊🏻‍♂️，爭取把皇帝要求的負擔轉移到那些階層較低的人的身上去。有產階級企圖使帝王的權力在他們身上失效。成群的官吏連同他們的親屬🧜🏽，在中國社會裏形成一個不受法律影響的特殊階級，他們可以免去稅收和征兵的義務🧵。然而，他們沒有真正的政治權力。"（費孝通🐀，2006：8）

也就是說👨🏻‍🦼，費老認為傳統士紳的行為只是為了在皇權的高壓下明哲保身🏩，避免自己或其周邊的人成為君主權力的犧牲品。他們屈服於皇權🌾，既不具備鬥爭性💅🏿、革命性，甚至也不具備完整的公共性💁🏼‍♀️，因為他們很可能只保護一個小團體的利益，甚至會將皇權的暴力轉嫁到更低的社會階層。費老甚至批判他們主要的知識資本對推動中國歷史的前進也是無足輕重的🦻🏻，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裏🤲🏽，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來說，是不懂技術知識的，他們的壟斷權是建立在歷史智慧、文學消遣，以及表現自身的藝術才能的基礎之上的"（費孝通，2006）。換言之，他們的知識只是一種自我消遣、自我陶醉或麻醉，讓他們能在帝國陰影下過一種優雅的生活🥳。這種知識脫離了現代知識體系，缺乏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難以回答現實中提出的問題⭕️👫，不能理解現代社會秩序的根本所在，也無法解決現代社會的矛盾與困境🤶🏽。

顯而易見，對於致力於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費老來說，至少是從費老早期的觀點來看👩‍🚒，他絕對不會認為中國傳統的士紳能夠承擔起這一歷史責任。事實上，費老也從來沒有認同自己屬於這一階層🤹🏼‍♀️。在他晚年的一份自述裏🧈，他明確地表述🚵‍♀️："我從小有機會接觸這個階層的人🚵🏼，所以對他們比較熟悉🏊🏿，並且在我一生的經歷中看到了這個舊中國士紳階層最後走過的路程🙂。"（參見楊清媚，2010：38）也就是說，費老更多地將自己視為士紳階層衰落的歷史見證人🌵，因此🦹‍♂️，即便費老晚年對傳統士紳的批判趨於緩和🍻，費老大概也不會認為自己走的是一般傳統士紳"讀書做官"或者"優遊林下"的老路🧑🏻‍🦼。

二

其實，費老真正認同的是成為一個繼承了中國優秀傳統的現代知識分子，按照費老自己的說法是"通過吸收新的知識來把傳統精神貫徹出來"（費孝通，1999a：48）。

盡管費老沒有系統表述過其所理解的中國優秀傳統的精神🏃🏻‍♂️，但其一生為學都在貫徹並運用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優秀品質來解決艱深復雜的現實問題👨🏽‍🎨。被費老多次強調並認同的治學態度，一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二是"學以致用"⏳。費老據此認為這是他與海外學者💇🏼‍♀️，譬如他的老同學愛德蒙·利奇相區別的地方🧏🏻‍♂️，他們或許以發現和創造新的知識與理論體系為目標♤，但費老強調他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用他的知識回報社會，參與社會實踐，幫助社會進步（費孝通⬛️，1999a：49）。對於自己的學術誌向，費老曾有一個比較詳盡的表述：

這種"學以致用"的思想一直貫穿在我的學術研究中。我認為知識分子的本錢就是有知識，有了知識就要用出來，知識是由社會造出來的，不是由自己想出來的💩⛓️‍💥。從社會中得到的知識應該回報於社會，幫助社會進步，這就是"學以致用"。"學以致用"本身就是中國的傳統，意思就是說，得之於社會要回報於社會。我是跟著中國這一傳統進行我的工作的，這也是我的誌向。這誌向並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而是跟著中國的傳統學來的☂️。但是我是通過吸收新的知識來把傳統精神貫徹出來，我希望這樣做，做得如何我自己不敢說。（費孝通，2001:70）

費老也一直踐行於此🤽🏽。首先，費老的學術焦點來自中國的現實問題。費老曾把自己所經歷的中國時代變遷歸納為"三級兩跳"🧑🏼‍⚖️："三級"是指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而"兩跳"中📂✫，第一跳是指中國從傳統的鄉土社會開始變為一個引進機器生產的工業化社會🤱🏿，第二跳則是當代中國展開的從工業化走向信息化的時期。費老的學術研究圍繞著中國如何實現這"三級兩跳"而展開👩🏻‍🦼‍➡️，從早期的鄉村工業化，到後來的小城鎮研究✊🏽、區域發展模式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研究以及全球化問題思考等，都是緊扣這一主題。其次🚟，費老在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上倡導和推動社區調查🎿，即便到了晚年，他也在身體許可的情況下🫦，深入實地調查，或者指導學生進行田野調查◽️，深入社會基層去了解實際問題和學習人民的智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費老並不滿足於做一個單純的學者💭，從早期的民主運動參與⛹🏻，到後期在國家領導層的政治參與，費老不僅以自己的知識為社會的發展積極建言獻策，還親身參加到社會實踐中。雖然這使得費老一生命運曲折起伏🐓，但費老從沒後悔過自己的人生選擇。

費老雖然對現實生活中士紳的庸俗生活有所批判💳，但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些理想與價值有高度認同🪶🚥。楊清媚的文章認為，費老實際上是希望在中國社會轉型中，傳統知識分子能像費達生那樣將工業技術與資本主義精神帶入鄉村社會，並通過這種努力重建和維護知識分子的聲望地位🪦。劉春燕的文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討論了費老晚年儒家思想的回歸。在費老看來，每個人其實都有自私的一面，儒家的"仁"與"克己復禮"，就是主張用公控製和改造私，從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費孝通🏂🏽，1999b：313～314）。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會以一己之私來衡量個人得失，而是能夠"推己及人"，從公共性的角度看待個人的境遇。我們看到，費老所推崇的一些師長都具備這一品質，如潘光旦先生直到遭遇迫害死在費老懷裏時，有的不是"抱怨"與"冤屈"，而是對時代及其命運的理解（費孝通🔚，2001：83～87）。事實上，費老終其一生，都在感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這類優秀品質一代一代日漸衰減🤹🏿，到了晚年🧛🏽‍♂️，費老更明確地呼喚用儒家的"德性"傳統重建中國社會的"道義秩序"🧵。

費老對中國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強調是與他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思考聯系在一起的🔅。張江華的文章指出🩺🏋🏻‍♀️，費老用"差序格局"這一概念來描述中國的社會結構，這一概念實際上是認為中國社會所謂公的領域是由私人領域擴張與轉化而來的。因此⛈，中國社會的"道義秩序"實際上取決於"差序格局"中心個體的"德性"🛌🏽。在費老看來，中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僅僅依賴暴力維持不了中國社會的整合，以"德"服人的"王道"最終要勝過以"力"服人的"霸道"。儒家承擔起的責任就在於規範和引導權力中心，使社會控製能夠走上"王道"而非"霸道"，國家與社會良好的秩序才有可能最終實現（費孝通🕤，1999b：313～314）。因此🕧，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與精英有責任繼承儒家的這一傳統👿，承擔起建立中國社會公共性的責任🧚，用他們的知識參與到社會實踐過程之中。從肖瑛的分析見《從自然意誌到理性意誌：差序格局的嬗變》📴。可以看出，當面對現代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時，差序格局雖然不會消失，但呈現出多種形態🏌🏻‍♀️，並日益復雜化，甚至會實現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從而形成基於理性意誌的新差序格局。費老正是看到作為差序格局核心的"德性"的喪失🏊🏻，才努力倡導知識分子肩負起社會責任，重建"道義秩序"。然而，這種以"德性"為核心的差序格局所建構的是道德共同體而非社會共同體🦹🏽，所以費老的這種訴求更多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理想化設想。

但是🦣，費老明確意識到，知識分子的知識是需要隨時代而更新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僅僅依賴中國傳統知識與歷史經驗來推動和促進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發現與吸收新的知識才能更好地完成"學以致用"的使命。因此💠🚲，費老在其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視兩點🤛🏿：一是不斷從現實社會生活中發動與總結新的現象和新的問題👩🏼‍💼，包括中國社會變遷過程中所出現的新的社會現象👷🏿‍♂️，以及內外社會環境的變化；二是中國的現代化遭遇只能通過現代知識體系來加以認識，因此，費老到晚年還強調中國社會學、人類學需要"補課"並親身付諸實踐。

三

費老深刻認識到了中國傳統精神的重要意義👨‍🍼，但他並不認為簡單照搬傳統可以解決中國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中國豐厚的優秀傳統文化和大量社會歷史實踐，包含著深厚的社會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蘊藏著推動社會前進發展的巨大潛力，是一個尚未被認真發掘的文化寶藏。因此🧕🏼，費老強調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推崇"學以致用"🚵🏿‍♂️，倡導知識分子應深入發掘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在實踐中探索學術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以此為基礎再來求解社會現實問題的應對之法◽️🧔🏽‍♂️。費老更希望知識分子具有"文化自覺"的精神，不僅僅從西方經典更要從中國文化傳統的厚重歷史積澱中，體受文化的歷史性與社會性🧎‍➡️，耐心細致🦦、孜孜以求，習得並創新前人的問題意識、言說邏輯與人文關懷。

在費老看來，不能進行無謂的空談和爭辯，應該分辨出事情發生的內在邏輯，再循著邏輯去辨析問題的症結所在。為此🕢，費老並沒有完全投身到"體""用"問題、社會史論戰的爭辯中，也對鄉村建設運動持保留看法🅱️。他認為🚰，"社會變遷的歷史……涉及的是變遷的內容而不是變遷的方式👨🏿‍🦱🃏，所以是個別的，不是普遍的。社會變遷歷史的敘述，簡單地說，就是要把一個社會群體從什麽狀態變到什麽狀態，據實地描寫下來💊。好像這個舊家庭的族居製變到新家庭的分居製，就是中國社會變遷歷史的一部分。這種變遷的經過情形並不是普遍的。易言之👌🏽，在中國發現這一回事跡，不能就從此推定任何地方的社會中的家庭都是由族居製變到分居製的。很多人不能分辨社會歷程和社會歷史，以致鬧了種種無謂的爭論"（費孝通💦，1999c💍：95）。另外，他認為💁‍♀️，"中國問題"不是一個鄉村問題。在中國的社會變遷中，"都市和鄉村至少是同樣的重要。若是離開了都市的研究👨🏿‍🚒，鄉村的變遷是不容易了解的"（費孝通🤽🏼，1999d🤘🏝：111）🧘‍♀️。任何鄉村生活所發生的變化多半策源於都市，因而不能脫離都市去解釋鄉村𓀀🤹🏿‍♂️。所以，費老對鄉村建設運動持一種觀察的態度，"好像鄒平、定縣已在鄉村中引入了種種新的生活形式⛲️，我們很願意知道這輩在改變生活形式中的農民對於這些新形式的認識是怎樣的🧘🏻‍♀️，在態度上，我們才能預測這種鄉村運動的前途"（費孝通，1999d𓀑👦🏻：119～120）👩‍🦼‍➡️。相對於鄉村建設運動的"社會試驗"意義，他更看重的是由此所引發的鄉村變化是"由於都市中移民的回鄉所引起的"，即在將現代文明引介到鄉村這一行為中知識分子所呈現出的社會責任感。

由此可以看出🤦🏿‍♀️，費老更願意到社會底層現實生活中去，通過具體調查來研究問題🤵🏻，汲取民眾的智慧⛓️‍💥，從群眾自發的探索中發現各種應對現代社會變化的途徑與對策，並從中探究傳統與現代之間契洽的可能性🧑🏿‍🎨。通過對"江村"的實地調查，費老發現，知識分子將現代知識帶到鄉村⛹️，"以科學的技術去取得農民的信任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但是只有先進的技術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尋找到一種"適當的社會製度"💅、一種能促使人"散發出一種不為自己打算而為人服務的熱忱"的製度。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前後在開弦弓村出現的生絲精製運銷有限合作社這種合作的組織似乎就是一種比較適當的製度，因為這種合作事業"一切都已由他們（農民）自己辦理……一切都歸農民自己負責"（費孝通🧚🏼‍♀️，1999e💁🏼🍉：106～107）☔️。在費老看來，這種合作社組織之所以是一種"適當的"製度🛜，就在於"合作社的維持是建築在活動的每人生活實際的利益"😦，由此他發現，這種合作社的組織形式，也許在"中國要和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相競爭時，是可能的生路"（費孝通🤦🏿‍♀️，1999e🚴🏼‍♀️：109）。

改革開放後，費老的學術生命獲得新生，他再度"到實地去"，"行行重行行"，接近社會生活並在其中發現實際問題。耿敬的文章指出，費老在"行行重行行"的過程中👩🏿‍🎨，反思30多年蘇聯式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文化斷裂🅰️，以期在新一輪的現代化進程中，能夠探索出一條更能將現代化與地方歷史文化有機結合的發展道路。在"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及新一輪的邊區開發中🧑🏻‍🔧，他看到了文化主體再造的可能；在人口問題和心態問題的思考上，他也多是從主體性視角去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四

費老晚年更進一步認識到個人自主性的作用。1993年費老撰寫了《個人·群體·社會》一文，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探索做了總結與梳理🕗🫄🏼。費老認為他早期學術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只見社會不見人"，即過分重視社會對個人的塑造而忽略了個人的主體性。費老以"文革"中的個人經驗為例，說明相對於社會這個實體，個體的人同樣也是一種實體，個體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社會結構的模塑🔅，有時甚至是"社會的對立體"🏋️‍♂️。這種"對立"與"反叛"也就成為社會結構變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我們需要"一方面既承認個人跳不出社會的掌握，而同時社會的演進也依靠著社會中個人所發生的能動性和主觀作用"（費孝通，1999a：485）。費老認為👶🏿，我們每個人既在原有的社會結構中行動，也參與新的社會建構☂️，我們每個人的思考與行動既受製於歷史，也同時在創造新的歷史。因此🔵，民族的發展，取決於該民族中個體的集體自覺。顯然，作為社會精英，該民族中的知識分子應該擔當更大的責任🟣💍。

中國知識分子參與社會實踐不僅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而且是知識分子必須承擔起的一種歷史責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3️⃣，費老提出"文化自覺"這一概念👨🏽‍🦳。在費老看來，"文化自覺"實際就是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知識分子的責任就在於正確完成對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認識🧑‍🤝‍🧑，從而"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費孝通，2001♿：67）🙅🏽。

費老指出🫱，這種"文化自覺"既不是"文化回歸"、"堅守傳統"⛹🏼‍♂️，也不是"全盤西化"，而是"大家根據自己不同的文化傳統來進行創造🫶，這就是文化的自覺和自新。自新💇🏽‍♂️，就是自我更新👱🏿‍♀️🧍🏻‍♂️，從傳統的基礎上來自新，而不是從零開始"。費老預言21世紀將出現"人類文化的自覺"，原有的西方中心論引導下的文化研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已無法體現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性和生命力（費孝通，2001🤦🏿‍♂️：377），新的"文化自覺"的風氣將逐步在世界各地形成。因此🚵🏽，在多元文化並存的當代世界，中國知識分子不應該喪失這一歷史機遇🤽🏻‍♂️，"在新一頁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應該有中華民族實現文化自覺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個帶頭的作用"（費孝通，2001🧜🏽‍♀️：70）。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的回顧和前瞻》一文裏，費老對此有明確表述：

在就要結束這篇講詞的時候，我想特別強調一下爭取文化選擇的自決權問題。在人文重建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接受外國的方法甚至經驗🆕👊🏿，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決定。文化自覺、文化適應的主體和動力都在自己。自覺是為了自主，取得一個文化自主權，能確定自己的文化方向。相應的👨🏿‍🚒，在我們這些以文化自覺、文化建設為職誌的社會學、人類學工作者來說🕵🏽，也要主動確定自己的學科發展方向🧖🏻‍♂️。（費孝通，2001：410）

費老一生的學術追問，是緊扣著"現代化與中國文化"這一主題且圍繞"文化主體性"而展開的，他所期望的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與發展，使中華民族成為自身發展的歷史主人🤾🏼。中國文化中存在重視協調人與物、人與人關系的認識和實踐🙅🏼‍♀️，中國文化講王道，主張以理服人的德行🌬，反對以力服人的霸權。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支撐其一直延續下來的力量就在於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強大凝聚力。

中國知識分子有責任承擔起引領社會走向"文化自覺"、"文化自決"的歷史使命，並繼往開來地努力創建現代中華文化🗝，在更高的層次上重新構建有關自身文明與他者文明的認識🖐🏼，從而達到世界多元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境界，進而達到持久而穩定的"和而不同"的境界🤲🏼。

 

參考文獻

費孝通，1999a🙎🏻😶‍🌫️，《費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

——🐸，1999b👨‍🍼💂🏿‍♂️，《費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

——，1999c，《社會研究的程序》，《費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1999d🪡👩🏻，《社會變遷研究中都市和鄉村》🤸🏻，《費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1999e，《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費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2001，《費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

——✖️，2006，《中國紳士》，惠海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楊清媚，2010🍄，《最後的紳士💎：以費孝通為個案的人類學史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